【編者按】: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不僅遵循了市場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也遵循了現代市場經濟的共同規律,在深刻認識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兩大規律基礎上,把發揮好兩方面的優勢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目標,是習近平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規律認識的新突破,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成果,標志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進入了新階段。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是我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規律認識的一個新突破,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新的成果,標志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習近平對這一問題的深刻闡述,是我們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不動搖的指導思想。按照經濟規律要求深化改革是我們的基本遵循,也是取得成效的根本所在,關鍵在于要科學認識和把握經濟規律。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指出:“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遵循這條規律,著力解決生產體系不完善、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問題。”習近平就這次全會提出的理論觀點作了具體闡述:“關于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是這次全會決定提出的一個重大理論觀點。這是因為,經濟體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仍然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
我們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向不動搖,是因為這符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符合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目標,符合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道路,也符合現代市場經濟發展規律的要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現了現代市場經濟運行的兩大規律:一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二是現代市場經濟的共同規律。
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是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稱其為一般規律,是由市場經濟性質決定的。從本質上而言,市場經濟運行由市場決定,這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只要存在市場經濟的條件,這一規律就必然發揮作用。不遵循這一規律,就會受到規律的懲罰,經濟運行必然是低效率的,我們在計劃經濟年代的實踐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我們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認識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是對立的,因為所有制基礎不同,社會主義以公有制為基礎,私有制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市場經濟以私有制為條件,私有制和市場經濟之間有必然的聯系,所以在公有制基礎上只能實行計劃經濟,在私有制條件下實行市場經濟則是必然選擇。列寧在社會主義實踐中,特別是經過“新經濟政策”的實踐后,認識到在現實條件下要消滅商品、貨幣關系是不現實的,但由于列寧的實踐只有短短幾年時間,并沒有能夠從理論上解決社會主義和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的關系問題,仍然把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看做是資本主義的東西。以上是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關于社會主義和商品經濟(市場經濟)關系的基本認識。
在社會主義和商品經濟(市場經濟)關系上,理論方面有所突破是從斯大林開始的。斯大林從分析經濟規律的客觀性入手,提出了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同樣具有客觀性,由一定的經濟條件決定,人們不能創造或消滅經濟規律,也不能改變或改造經濟規律的作用,除非改變現有的經濟條件,使經濟規律失去存在的基礎。一方面,斯大林對經濟規律的分析是客觀的,是對經濟理論的一種發展,主要表現在他提出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在蘇聯當時的社會主義條件下具有存在的客觀性。另一方面,這又是一種不徹底的發展,因為斯大林不承認蘇聯實行的是商品經濟,更不用說是市場經濟了,而只是保留商品生產、商品交換的“外殼”,這是斯大林在商品經濟理論問題方面的缺陷,根源還是認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特別是全民所有制(國有經濟)是與商品經濟不相融的。把全民所有制經濟(國有經濟)作為不能成為商品經濟的根本原因,是認為在全民所有制之間交換的產品不改變所有權,就不是商品,斯大林關于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商品外殼論”是導致社會主義經濟不能走上商品經濟道路的主要理論原因。不改變所有權的交換就不是商品交換,全民所有制企業生產的產品就不是商品,國有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主體,也是集體所有制經濟發展的方向,因此,這是社會主義經濟不是商品經濟而是計劃經濟最根本的原因。這正是蘇聯社會主義經濟不能走上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發展道路的理論根源。
中國以改革開放為起點,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的認識,在理論上展開了全新的探索。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就提出了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的思想,沖破了社會主義不能搞市場經濟的禁區,實現了一次思想大解放。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商品經濟的發展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以中央文件的形式統一了認識,在不斷探索的實踐中,大多數人已經形成共識,在黨的文件得到充分肯定的基礎上不再有爭論,但對于社會主義經濟是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的認識,在理論界純學術的討論可以繼續,在理論層面應該和中央的認識相統一,這也是保持“四個意識”的客觀要求。
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后,我們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認識仍然有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開始我們認為市場經濟應該是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這是一個大的進步,這一認識持續到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將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修改為決定性作用。這一新的認識是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是更好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需要。
習近平指出:“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修改為起決定性作用,雖然只有兩字之差,但對市場作用是一個全新的定位,‘決定性作用’和‘基礎性作用’這兩個定位是前后銜接、繼承發展的。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機統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開來、對立起來,既不能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社會主義經濟從最初被認定為是計劃經濟到被認為是商品經濟、市場經濟,再到明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顯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發展的軌跡,這是黨的幾代領導集體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作出的巨大貢獻。習近平對這一問題的論述尤其深刻,他在前人的基礎上作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最突出的理論貢獻,把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發展推向了新的高度。我們的認識已經不再是圍繞社會主義可不可以搞市場經濟,而是以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為總依據這一現實條件,必須走市場經濟發展道路,必須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是從客觀經濟規律層面上得到的理論認識。
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是現代市場經濟共同規律的要求
“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構成了完整的一段表述,不能分開,如果說前者是客觀經濟規律的要求,那么后者也是經濟規律的要求,為什么這樣說呢?因為我們說的是現代市場經濟?,F代市場經濟具有以下特征:一是發達的市場經濟,發達的市場經濟離不開政府因素;二是政府干預和調控,這是發達的市場經濟正常運行的基本條件和保證。這兩個特征表明:發揮政府作用也是由客觀經濟條件決定和要求的?,F代市場經濟作為發達的市場經濟不同于傳統落后的市場經濟,最主要的不同點是有政府的干預。傳統市場經濟只需要一個規律支配,即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現代市場經濟還需要有政府干預和調控,其運行由兩個規律支配。在傳統市場經濟理論中,政府的功能只是充當“守夜人”;在現代市場經濟理論中,政府不再是“守夜人”,而是經濟運行的調控者。不管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只要進入現代市場經濟發展階段,都必須發揮政府作用,沒有例外。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是現代市場經濟的共同規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必須遵循這一規律。習近平關于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相關論述,深刻體現了現代市場經濟這兩個規律的客觀要求,突破了傳統市場經濟理論只注重市場作用的局限,把政府和市場統一起來共同作用于現代市場經濟的運行,是對現代市場經濟運行的科學總結和高度概括。
“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當然是指發揮好人的主觀作用,但是,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也是經濟規律的要求。不這么做也違反了經濟規律的要求,也要受到規律的懲罰,就像不讓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的結果一樣,政府對市場經濟發揮的作用是好還是不好,從理論上說都有可能,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同樣也有好和不好的可能。因為有不好的可能,才需要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所以政府和市場的作用都不能說絕對好或不好,無論政府作用還是市場作用都有失效的時候和場合,都有各自發揮作用的優勢和條件,都不能包打天下。正如習近平所說,二者是有機統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開來、對立起來。隨著實踐的發展,我們的認識也必須與時俱進。
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是世界性的,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世界經濟發展進入了現代市場經濟的新階段:一是生產力發展高度社會化、國際化,世界經濟的發展使各國經濟聯系日益密切,這是生產力發展表現出的新特征;二是世界主要國家實行的都是市場經濟,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成為世界經濟運行的一般規律;三是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和調控是世界發展的大趨勢,無論是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都表現出這一特征。以上述三個特征為標志,全球進入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新時代?,F代市場經濟發展的實踐使我們認識到政府和市場是決定當代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兩大因素,市場經濟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既是對現代市場經濟理論認識取得的新成果,也是對“現代市場經濟需要有市場”這一一般規律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一共同規律形成的共識,使我們對現代市場經濟的認識和把握發展到了新的高度。
“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首次提出的新觀點,在此之前我們的認識都局限在計劃和市場的關系上,這也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留下的印跡,似乎在理論上、情感上不愿意和計劃經濟徹底劃清界限。在中國經濟發展的實踐中,計劃已經退出了經濟活動的宏觀領域,取而代之的是五年規劃和長遠規劃。計劃和規劃的不同點在于,前者是帶有指令性的,體現了上級對下級的關系,并帶有明顯的行政色彩和一定的數量指標。后者是引導性、指導性的,不具有上級對下級的行政色彩,一般也沒有具體的數量指標。正是因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現實已經發生了變化,《決定》把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完全符合客觀實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中存在的主要關系,已經不是計劃和市場的關系,而是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既是對經濟體制改革中重大實踐問題的回答,也是對市場經濟一般規律和共同規律的深化認識,我們在新的歷史時期、新任務、新挑戰面前,面對新問題必須進一步更新觀念,以符合時代發展的要求。
(作者: 顧鈺民,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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